奔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支教的北京民警：
让足球带着孩子们走出大山
冬季的贵州黔西南大山里，冷气裹在雨里落下，阴冷刺骨。哪怕在室内，蔡朔身上也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烧上一壶水，屋里才会荡起一丝暖意。
去年刚来时，他极不适应，却对这儿的操场格外喜欢。山里云雾来得勤，也走得快，一阵儿一个模样，很多个下午，他带着孩子们在操场跑步、拉伸、练习折返控球，身上的热气蒸腾起来，和孩子们兴奋的叫喊声一起，好像能把整个操场上空的云掀翻。
一群足球小将正想方设法带着脚下的球往前冲，冲破对方的球门，冲到专业的球队，冲出大山。而蔡朔，就是专门带着这群孩子的足球老师，一名穿警服的足球老师。
2021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为期3年的支教计划，18名具有足球和英语特长的优秀民警奔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支教，他们分散在6所学校里，其中6人教英语，12人教足球，蔡朔是其中之一。2022年9月，第一期支教结束后，蔡朔申请留任，作为第二批支教老师继续留在普安县龙溪石砚学校的操场上。
这一年，孩子们取得了很多成绩，越来越多的队员被黔西南州队选中，成为“好苗子”。而对蔡朔来说，教足球越来越得心应手，也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长大了”。刚过30岁生日的蔡朔说，这段在贵州支教的经历，让他在而立之年“立”住了。
近日，北京民警蔡朔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自己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支教的经历。
从警察到“老师”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一名民警，现在贵州黔西南普安县的龙溪石砚学校做足球老师。这两个职业不冲突，警察是我的本职，而足球老师是我现阶段的本职，已经做了一年九个月，按计划，还会再做大半年。
我从北京体育大学社会体育专业毕业后考公务员成了警察，当时我心想这专业今后大概是不会派上用场了，但没想到重回校园，我学的东西用在了现在这群小学生身上。
我所在的普安县龙溪石砚学校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学校，整个校舍明亮整齐，图书馆、食堂、篮球场、足球场应有尽有，操场很开阔，空气又好，比很多北京学校的球场都好。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搬到这新校址不到一年时间，一切都很新。
但足球对于这儿的孩子们来说也很“新”，是新鲜的“新”。全校都找不出几个踢过球的孩子，甚至放眼到整个普安县，足球也并不普及。所以我们来了，一方面是组建培养起一支能代表学校打比赛的队伍，同时也要在孩子们中间普及足球，让他们在操场上跑起来、动起来。2021年3月以来，我们先选拔了一批身体素质好的五六年级的男孩子组建了第一支校园足球队。
学校的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就住校，所以每周一到周四下午放学后，我们会进行2个小时的训练，强度还是很大的，好在孩子们体能普遍不错。刚起步的难度不言而喻，不仅仅来自于如何教孩子，还要面对一些质疑和压力。有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入选球队后，老师或家长怕耽误学习，让孩子退出，我能看出孩子的不舍，但也只能劝留，不能强求。
孩子们有了奔头
转机伴随着一些成绩的出现。
最早的一次是2021年5月，我们刚刚组队两个月，12个孩子里有8个入选了普安县的县足球队，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比赛，并取得了“荣耀组冠军”。孩子们很兴奋，不仅仅因为取得了好成绩，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私心，第一次坐了飞机，有机会去了北京，那是连他们父母都没去过的地方。
后来我们学校又牵头举办普安县校园足球联赛，今年已经举办到了第二届。带着孩子们参加黔西南州里的选拔，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去，看到更多同龄人怎么踢，怎么拼抢，怎么取得好成绩，也见了城市的繁华。
孩子们像有了奔头。他们晚上8点半下自习，9点半熄灯睡觉，中间有一个小时洗漱活动时间，有俩孩子经常跑我宿舍敲门和我聊怎么跑位，训练完不过瘾，晚上还想接着学。
有一个女孩子曾一度叫我很苦恼，她叫小芳(化名)，是2021年五六月份我们选拔来的，身体素质好，爆发力强，技巧掌握也快，她可以踢前锋、踢后卫，也可以当守门员，很全能，是个好苗子。但她训练时从不抬头，不说话，不给我们任何回应，如果我再多追问几句，她就哭了，我实在没招了。
直到今年3月，我们带着女队的孩子们参加州队选拔，小芳作为守门员被选上，她嘟囔了一句，“我还真行。”自那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那时候我才确定，过去的种种表现，来自于她深深的不自信。尽管我们言语上经常鼓励她，但她缺一个给自己的证明。去了州里，她发现自己依旧是佼佼者，真的就再没有哭过。以前那个见了我都躲着走的姑娘现在甚至和我开玩笑说，“教练你跑不动了，不如我。”
小芳现在六年级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排班里前三名，最近的一次考试她拿了第一。今年我们学校球队毕业的12名孩子里，有6个都被州里重点中学以特长生的身份招走，去兴义市读初中了，还有4个孩子进入了县重点中学，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今年，我们支教团第一批成员回到了北京，第二批成员又来了贵州。我申请留任，继续在龙溪石砚学校教足球。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能发现并带出更多像小芳一样的孩子，让足球带着他们走出山里，去更好的学校。
和球队一起成长
有了第一年的基础，第二年学生们好带了，比赛也打得更游刃有余了。现在我们的校队人数增多，有3支男队1支女队。除此之外，兴趣班也能满足一些不参加足球队但有兴趣来踢球的孩子们。加上县里的校园足球联赛来我们学校举办，校园更热闹了，足球氛围很浓。
和球队一起成长的还有我自己。
警察的工作就是要在人群里盯出犯罪分子，找线索、抓人、审讯，所有环节里脑子都要飞快运转，做判断，辨别真伪，斗智斗勇。在贵州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和孩子们的相处让我觉得世界很简单，他们不论是哭闹还是嬉笑都不需要你过多纠结，全盘迎接就好，那些都是孩子们最真实的一面。
小芳的“蜕变”其实挺漫长也挺难熬的，中途太多次我都觉得很愁。她变得开朗后，我回想自己以前对她是不是太急躁或者太严肃了，孩子的心性是单纯的，他们的想法也是极其简单的，心结可能只是一件小事，需要我们一起陪她解开。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读书、工作，一路顺利，没有吃过太多苦。但看到这边孩子们的模样，看到小芳的转变，我觉得自己得有更多担当了，我不能还把自己当孩子一样，真正需要呵护和培养的是眼前的这些孩子。
今年我还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校长说学校招生情况比往年要好。过去周边村里家长舍近求远把孩子往县里送，今年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我们学校，学生数量从700多突破到1000多。
比赛还在继续，我们校长特意和我说，别有压力，不是非要拿冠军。她说普安县学校间流传着 “谈龙色变”的说法，这“龙”就是我们龙溪石砚学校。孩子们已经自信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足球是圆的，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