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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热点事件中的涉法舆情风险及应对

2020-08-15 10:58:54 来源:法制网 浏览:5

舆情事件

  1. 恶性犯罪案件

  此类事件与政法机关直接相关,政法机关“管不管”“怎么管”“管的如何”都处于公众审视之下,因此是最容易触发舆情风险的类型。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高校学生涉嫌刑事犯罪。比较典型的就是浙江大学努某某强奸案。今年7月,浙江大学作出处分决定称,该校2016级学生努某某因犯强奸罪(犯罪中止),被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学校给予该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事件引发舆论震动,学校处置遭到网民猛烈批评。还有9名女生反映称曾在努某某缓刑期间遭到猥亵或侵害,网民对政法机关“失察”的质疑持续扩大。另一种情形是高校学生卷入刑事案件。2019年12月18日,沈阳大学在读研究生王某宇爆料称,其因奖学金问题与同学发生矛盾被严重刺伤,但沈阳公安大东分局洮昌派出所在立案89天后,仍以证据不足推脱办案。而在爆料帖发布10小时后,沈阳市公安局回应“正在抓捕嫌疑人”,前后反差令网民质疑涉事公安机关不作为,事情不曝光就不解决。

  2. 自杀事件

  这类舆情的特点在于事件本身具有较大突发性,且事件后果比较惨烈,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众情感形成冲击。另外,公众出于猎奇等心理,也急于想知道事件背后有何隐情。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此类事件通常会发酵成为热点舆情。2019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化名)因与男友牟林翰发生情感纠纷而服药自杀,媒体报道称包丽长期遭受男友精神暴力,如被要求拍裸照、做绝育手术等,包丽母亲称2019年11月份已向北京警方报案,但迟迟未收到警方通知。舆论场上“法律无能为力”“强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等观点涌现,公安机关备受指责。2020年6月,北京警方以涉嫌虐待罪将牟林翰刑事拘留,网民的愤怒情绪才有所缓解,但对办案进展的追问仍在持续。今年6月,山西中北大学大二学生时某某因补考作弊被监考老师没收试卷,学生离开考场不久后坠楼身亡,校方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引起网络热议。

  3. 失联事件

  今年以来,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失联事件维持着较高的曝光度:3月8日,上海读大学的大二女生在家乡广西柳城失联;7月8日,南京女大学生黄某某赴青海旅游后失联;7月9日,又一名南京女大学生李某某在云南边境失联。目前,事发地公安机关均已介入调查。从此前的数起同类事件来看,“失联”意味着凶多吉少,甚至还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各地公安机关已具备了一定的舆情敏感意识,在调查寻人、信息通报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好的应对能力,舆论认可度较高。

  4. 性骚扰事件

  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是近年来涉高校舆情常见类型,部分受害学生除了向学校反映外,会第一时间报警。因此,公安机关的处置应对备受舆论关注。2019年11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就教师姚舜熙涉嫌性骚扰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在网络上发布举报的有关细节,引发网络关注。公安机关调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姚舜熙有违法犯罪事实,做出不予立案决定。部分舆论对此警方结论持有异议,猜测警方并未认真调查。此外,2019年12月,浙江宁波大学一黄姓副教授被指性骚扰女生,受害女生在向学校反映情况的同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2019年12月6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钱逢胜被曝猥亵女学生,警方表示已介入调查。

  5. 留学生违法犯罪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快速增长,各类涉留学生舆情逐渐增多。在涉及留学生违法犯罪时,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应对不当容易挑起网络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给自身带来舆论危机。2019年7月,福建福州一名外籍留学生骑电动车违规载人,被交警拦下后多次推搡追打交警,现场视频在网上流传后激起公愤。福州公安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由所在学校带回加强教育,网民不满警方未追究其暴力抗法的责任,质疑执法机关给予留学生“特殊待遇”。

  6. 校园欺凌

  此前,校园霸凌类舆情常出现于中小学,但近年来高校霸凌事件也有曝光。2019年5月29日,太原师范学院大二学生“@王芝芝会有狗的”发布微博自述遭受来自室友的“校园暴力”,包括被起侮辱性外号、被扒衣服拍视频甚至被偷拍发裸照等,该微博“@”了太原市公安局官微。随后,有网传信息称当事人多次报警但警方仅出警一次且并无实质性处置、学校压制当事人发声迫其删帖道歉,网络舆情迅速发酵。“@中国警方在线”点名山西、晋中两地警方官微,称“校园欺凌应及时报警”“起侮辱性绰号也属欺凌”,大量网民呼吁警方介入调查。但相关警方均默不作声,给舆论造成警方不作为的观感,大量不实信息谣言也趁机在网络泛滥。

  7. 网络言行

  涉及高校的热点舆情中,还有一类与学生的网络言行有关,因其影响恶劣,部分舆论呼吁公安机关介入处理。例如,在今年4月,山东理工大学、江苏南通大学相继曝出大学生虐杀动物事件,舆论场中有不少声音认为,大学生虐猫杀狗,并在网络上发布、出售相关视频,不只是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更是在寻衅滋事,涉嫌违法;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季子越在境外网站公然发布“精日辱华”言论,引发舆论愤慨,大量网民呼吁警方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风险分析

  1. 前期办案招致不作为、慢作为的质疑

  涉高校舆情由于事发场景多在高校内,往往由校方牵头处置。然而,在梳理上述案例时发现,如涉及恶性刑事案件、性侵、校园暴力等与人身伤害有关的违法犯罪时,受害人对于学校能否公正处理存有疑虑和不信任,更倾向于寻求公安机关介入。此时,公安机关立案与否、处警人员态度如何,在接处警过程中均潜藏舆情风险。如果公安机关的处理不符合受害人或家属的诉求,其往往会寻求网络爆料、媒体曝光等,控诉警方不作为、慢作为。例如,南京大学生在青海后失联事件中,家属称南京警方“以人口失联不是刑事案件而未能立案”,部分媒体以“女大学生青海失联18天未立案”为话题,引发网民质疑警方不作为。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网络关切,详述警方工作,最终消除网络质疑。

  2. 事中处置衍生“舆论倒逼”的风险

  涉高校舆情往往具有一定的话题性,政法机关在介入处置后,其处置措施必将受到各方关注。此时,政法机关采取何种处置措施、调查处置时间合理与否、所收集证据是否充分扎实、定罪量刑能否依法公正,成为这一阶段可能催生舆情的主要风险点。此阶段,由于相关调查多在内部进行,如果没有公开通报,当事方爆料就成为公众了解进展的主要途径,导致舆论容易受爆料内容影响,对政法机关工作产生负面评价,进而出现“微博办案”“热搜办案”等“舆论倒逼”情形,对办案政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如沈阳研究生因奖学金问题被同学刺伤一案中,涉事派出所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依然长期拖延办案,直到受害人微博曝光引发关注后问题才得以解决。沈阳市公安局在舆情发酵三天后作出通报,解释案件疑难原因,介绍案件办理过程,承认“主办民警一定程度上慢作为问题”,并处分了相关责任人员。

  3. 后期信息发布刺激舆情反复的风险

  政法机关在处置涉高校舆情过程中,虽然前期和事中的风险较为常见和高发,但并不意味后期环节不会产生舆情风险。相反的是,如果不能在这一环节做好信息发布工作,舆情管理就难以实现闭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舆论对前期工作的认同感和支持度。通常来说,缺少最终结果通报、信息发布内容存在“硬伤”、缺乏必要的释法说理、动态回应不足等等,都可能刺激负面舆情发酵。上文提到的性骚扰事件,多数至今仍无法查到公开的处置结果,引发网民追问不止,还有网民将同类事件进行集纳,以此表达对类案处置结果的不满。

  (全文阅读请参见《政法舆情》2020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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